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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凯  来源:普洱杂志  编辑:南嘉木  2018-06-06 09:32:06

乾利贞宋聘号秘吏:袁家与茶的种种渊源

乾利贞号和宋聘号是有一百六十年历史的茶庄,一百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具体到人的生命,具体到茶的断代,它却长得足以抹去记忆,摧毁生命。尤其是经历过几次改朝换代和破旧立新之后。好在我们还有文字,我必须从淹没在瀚海中的文字里仔细梳理,再用梳理出来的流光片羽与相关当事人后代的回忆相认证,还原一段普洱茶辉煌的岁月。

乾利贞号的创立

云南之有茶庄,或者说,茶庄之有名号,历史并不是很久远。据碑帖考证,早期的茶叶经营者,多是以户为单位,每户大约有十家人。茶叶经营户是否有牌号,目前还不清楚。大约在嘉庆四年(1799年),庆昌号在倚邦成立,这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云南最早的茶号。宋聘号和乾利贞号的创立,据易武的高发倡老师考证,均始于清同治年间,其中,乾利贞为1865年以前,宋聘号为1868年以前,两庄创立地点均为倚邦。那时,杜文秀的起义已经震动了全滇,建水的马如龙的军队更是威胁着离它很近的石屏。石屏人开始携带细软大量逃荒,逃荒的地点最安全和便利的就是半是汉人管理,半是傣族统治的六大茶山地区。

那时倚邦是六大茶山的政治、经济、储运中心,倚邦的管理者曹土司为了增加收入,也开始大量从石屏州招徕汉人,来倚邦经营茶叶和发展生产。石屏的几位宋姓人家就在倚邦开设了宋寅号、宋聘号两大茶庄,江西人赵开乾开设了乾利贞茶庄。此时,由于战乱和交通的梗阻,几个茶庄的生意不会很好。

也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个即将与这几大茶庄建立联系的人袁德洋则在父亲的带领下,到思茅边上的六顺开荒种地。

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袁德洋回到了石屏,几大茶庄也开始将总号从倚邦迁出或在思茅、石屏、昆明等地开设分号。业务的扩大,资金和人手的需要,使云南的各茶庄之间发生了一些整合,新的股东加入,老的股东有的继续经营,有的告老还乡,各茶庄之间的股权关系由于文献的缺失,我无法理清。

袁家介入乾利贞

乾利贞号的管理层比较清晰起来,开始于清末。笔者在文献中看到,宣统年间,乾利贞昆明、石屏的负责人是袁德洋的三儿子袁嘉猷。袁嘉猷是经济特科第一名(也是钦点,等同于状元)袁嘉谷的哥哥,他字乾三,号允升,幼读诗书,善书法,喜书画,曾被推举为孝廉,考取附贡,拥有中书科中书头衔(清代将中书舍人的舍人二字去掉,由几品官充任一时无法考证),专为朝廷撰写公文。在母亲徐太夫人的安排下,他和四弟袁嘉言一起停止了学业,专门经商,支持家用,也支持三个弟弟继续读书,追求功名。

1906年,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成立,袁嘉猷当选特别会董第一名,在商界有很高的发言权。在商会开会时,大家往往以商号代名,称呼他为袁乾利。袁嘉猷一直领导乾利贞和云南的茶业到辛亥革命时期。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的一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乾利贞号思茅的负责人则是富鸿文,他们经营的项目是“专办花茶实业”,也就是说,当时思茅乾利贞的业务主要是棉花和茶叶。

从民国二年(1913)的一个文件中我们看到,乾利贞石屏分号的经理是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碧(字谦六),此时他也是乾利贞总号的经理。而他们的业务则是省货、广货、茶叶、棉花,这其实相当于今天的百货和茶叶。

按照一些回忆录的记载,乾利贞或宋聘号的股东稍晚的还有钱正利、刘子辉等。

图是民国六年也就是1917年的一个文件,文件中写到:“茶号在滇创办乾翻贞及宋聘号普洱正山茶业,垂六十年。乾利贞以平安如意商标为记,宋聘号以本印内票为记,设总号于蒙自瓦货街,分号于省城文庙街茶帮、个旧天君阁、易武茶山、思茅南门外大街、石屏太电巷等处。”

公文不打诳语,因此,文中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从1917年倒推六十年,应该是1857年,也就是说,乾利贞号和宋聘号创立于1860年代是可以在这里得到印证的。文中列举了多处乾利贞分号,但元江分号以一个等字代替,说明当时元江出产的猪街茶是否可作为普洱茶销售,地位还不明确,因此写呈文的时候有意回避了。

文中还提到乾利贞的商标为“平安如意”,宋聘的商标为“本印内票”,这两个商标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商标有什么差异呢?下面我们给出1917年宋聘号和乾利贞号圆茶每筒商标和每支的大票。

宋聘号每筒商标为直方形,蓝色,题头为:“宋聘号记”,下面的文字是:“本铺在(云南)易武山开张,拣提细嫩茶叶,加重尖芽,精工揉造(阳春白尖)发行,贵客光顾,清认内票为记,庶不致误。”宋聘号每圆内有一个商标,长方形,红色,由于木版使用时间过长,模糊不清,这里就不详细向大家展示了。

乾利贞号的平安如意商标,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乾利贞宋聘号商标有些相似,但印刷则粗糙得多。宝瓶上写:“货真价实”、“陽春”(不是春尖)、“乾利贞”(没有宋骋号三字),货箱上是:“本号在云南普洱易武山哥张,拣提细嫩茶叶揉(或探)造。贵客赐顾,清认平安如意图为记。”“为记”后面还有两个字,不知是否为边框框起来的“生财”二字。

至于乾利贞号的大票,由于木版磨损严重,只能断断续续地认出一些字,似乎是说:本号在云南思茅南门外大街开设,拣提什么样的茶揉制乾利贞号,哪里发行,哪里分销;拣提什么样和哪座山的茶揉造宋聘号。现有造假的,请贵客认招牌为记。下边的黑色印章则是袁嘉碧执掌乾利贞以后加盖的,仅能分辨“……之徒,假冒本号招牌,经由商会重罚,特加新图章与老招牌老内票为据,责客注意。袁谦六识”等字。

为了对比,我们可以看看现存的乾利贞宋聘号商标。

抗战前后,宋寅号、宋聘号、乾利贞号等老牌子,又有较深文化、家族底蕴的七子饼茶是香港最贵的普洱茶,一般卖港币50元一筒,同庆号、同兴号其次,四十元上下,至于敬昌等号,当时属于一般品牌,每筒仅售25元到30元。新加坡、南洋各地对普洱茶的价格定位亦如是。

1950年以后,乾利贞各分号相继停业,港台、南洋对乾利贞号普洱茶的需求带动了另一个产业,那就是仿造。仿造乾利贞号产品的有几种情况,一、用一个新的茶庄号牌生产,如:福华宋聘号、广悦来宋聘号、家传宋聘号等。另一种情况则是直接仿制,不作说明,靠买家自己的本事来鉴别,比如:泰国宋聘,火烧云宋聘等。笔者曾喝过几款仿制宋聘,尽管是仿品,但毕竟有几十年的陈期,经过岁月的酿制,滋味、口感都很出色。

民国时期的茶业

为了更好地了解乾利贞在云南茶叶界的地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清末到民国初年云南茶业的演变。

从历史上看,云南的茶叶主产地一直是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其他地区尽管也有茶叶出产,但产量都有限。而西双版纳又由于其进入内地的要道是普洱山,云南人就以山为名,称所有产自版纳六大茶山的茶为普洱茶。乾隆五十年以后,由于西双版纳各茶山的土著居民逃避与缅甸的战争,大量逃亡,西双版纳的大土司同意易武茶山的小土司去石屏招募茶农,进山垦殖,完成贡赋。此后,大量的石屏人进入倚邦、易武茶山,他们或垦殖,或贸易,集同乡集体之力,有福不一定同享,但有难却可以相互扶持。很快,石屏人就变成了云南茶叶生产运输的主力。为此,他们在昆明成立茶帮,先是在龙井街买下一院房子,但由于面积不够,于光绪十七年又集资在文庙街买下一院房产,作为茶帮总部(相当于现在的写字楼,不搞零售),茶帮成员都以此为根据地,经营自己的业务。茶帮最高管理者为管事(后改为理事、监事),袁嘉猷、袁嘉碧都曾长期担任管事或理事。

那时的茶帮主要经营出口越南、泰国、香港、南洋的外销七子圆茶(我看到的七子饼的叫法,最早出现在1940年,都是比较随便的场合。正式场合和茶叶包装上都印七子圆茶),运往叙府(今宜宾)、武汉、北京等地的内销七子圆茶、五子圆茶,省会销售的散茶、四喜方砖等产品。茶帮的很多提议,茶帮与政府的沟通很多时候是要由茶帮管事认可的,袁家作为乾利贞号的大股东和茶帮管事,其发展优势自不待言。

光绪年间,云南很多地方开始引种茶叶,其中,离石屏最近的猪街、羊街(当时归元江县管辖,现属红河县)行动最早。茶帮人又集体在猪羊街创业,将这里的茶以茗山茶(与六大茶山的正山茶、勐海的坝子茶相对应)的名义大量出口香港、南洋。民国二年,乾利贞号的富鸿谟还担任了元江商会的会长。

民国十二年以后,虽然南洋仍然大量需要乾利贞和茶帮的普洱茶,但由于滇西帮和沱茶的崛起,内销四子沱茶、五子沱茶、边销牛心紧茶渐渐为滇西帮所掌控,茶帮的地位有所下滑,袁嘉碧也购买了一些锡业公司、电灯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股票、房产,分散投资,分担风险。

袁嘉谷,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云南石屏人。一九零三年,入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四月,取二甲第六十二名,赐进士出身。七月廿一日,参加保和殿殿试,获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整个有清一代,只开考过三次特科,袁嘉谷是第三个特科的第一名。云南历史上没有出过一个状元,袁嘉谷大魁天下,云南人将他视为状元。或许,“国朝第三人”(大学士孙家鼐语)是比状元更稀有的荣誉。

上一期我们提到,历史上,云南最有名的普洱茶品牌是乾利贞号、宋聘号、宋元号、宋寅号等几个老字号,其中,乾利贞号、宋聘号是袁嘉谷家族也就是状元家经营的。这应该是中国茶叶品牌中与文化渊源最深的品牌。

尽管袁嘉谷行动上格守封建时代传统价值观,重耕读而轻商贾,不为自家,不为商人鼓吹,但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袁家的意志主导了普洱茶的方向。

因此,追溯乾利贞与宋聘号的渊源,探寻袁嘉谷与普洱茶、袁嘉谷与茶商之间的种种瓜葛,就变得既有趣又有价值了。

袁家与茶的种种渊源

为了理清袁家与普洱茶或云南茶业经济的种种渊源,笔者多次拜访了袁嘉谷先生的小女儿袁玉芬副教授和女婿庄体仁教授,并参照袁氏家谱,将我所找到的种种线索和袁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乾利贞号是状元家茶,此说绝对不虚;同时,特科状元袁嘉谷家对普洱茶和云南茶叶经济、文化所做的贡献,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虽然乾利贞号不是袁嘉谷之父袁德洋创建,但袁德洋却很早就加入乾利贞号的经营。1887年12月,袁德洋去世。理葬完毕,袁得洋的夫人徐氏将七子一女召集在一起,命老大袁嘉乐治家;老三袁嘉猷、老四袁嘉言经商;老二袁嘉谟、老五袁嘉谷、老七袁嘉璧、老八袁嘉端读书求仕。

光绪十七年(1891),茶帮拟议在昆明购买文庙街一处房产作为茶帮昆明总部,袁家老大袁嘉乐是发起人之一。可见,在茶帮大事上,嘉乐是有发言权的。嘉乐于1891年底去世。袁嘉谷写的墓志铭并不在商业上推崇他,而是推崇他为诗人。嘉乐去世后,袁嘉猷当上了乾利贞号的经理,他当时的官方职衔是附贡中书舍人,并代表茶帮取得了首届云南商务总会(1906)特别会董的职务。袁嘉言去世也较早,为了不使袁嘉言在乾利贞号所拥有的股份外流,袁家将袁嘉谷的长子袁丕元过继给袁嘉言,这样,在家庙中他可以有后人继承香火,同时,家产也留在了袁家。但袁嘉言太太富氏的兄弟仍掌管着乾利贞思茅分号、元江分号的业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浙江担任学台和布政使的袁嘉谷丢了官,被迫携妻儿回到云南。而此时,袁嘉猷则被推举为石屏州知事,负责维持地方的稳定。嘉猷将乾利贞号的业务转交给先袁嘉谷一步于1910年底从浙江回到昆明的弟弟袁嘉碧管理,嘉璧也于1912年顺利当选石屏首届商会的总理。袁嘉璧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动员在易武、思茅、墨江(当时叫他郎)、石屏、个旧、昆明等地的石屏商人捐资在小河底修一座铁索桥,以利来往茶山的马帮通行。这是茶马大道上的一件大事,几乎当时所有的茶帮商人都捐了款。

我们再看袁家的下一代。

宣统二年(1910),袁嘉谷二哥(嘉谟)的长子——袁丕刚在昆明转包了杨季春的季春茶行,专作茶叶批发生意。在清代,各行业内部分工界限分明,做茶行的只能做批发,不能零售,也不能做茶叶的生产和加工。茶行必须领取行贴,行贴的有效期是20年,领贴时要交纳数百两银子的“贴费”。茶行每年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税费,大约是七十二两白银。运进省城的茶叶,除十斤以下的散货,都必须交给茶行,货主如果没有钱,茶行必须按货值的一定比例提供为期一个月的无息贷款。可见,办茶行的人是必须有充足资金的。

我们再看袁嘉谟的二儿子——袁丕训,1918年,他当选石屏县第三界商会会董,他的商号是源顺昌,主营茶业。袁嘉谟的三子袁丕基,在1913年修小河底铁桥时,他是募捐发起人之一,这表示,他也是捐资人,成功的商人。引用周汝钊先生为袁嘉谟题写的墓志:“(袁嘉谟)内斑彩,外锦衣,封二品。生四子,或举孝廉,或专实业,福不可谓不厚!”可见,袁嘉谟的后代更多是依靠自身力量另创新业的。

再说茶帮和袁家。茶帮与袁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袁嘉谷一辈中,嘉乐、家猷、嘉碧都曾当过茶帮管事。昆明文庙街茶帮大门的匾联均为袁嘉谷题写,匾为:“云根文彩”,联为:“京都记华浦游踪莲花菜白竹叶酒清与三五故交乡风话旧,屏阳建茶山盛业玉茗香清金兰谊永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毕竟是状元手笔,下联“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气魄顿大。茶帮正堂供奉诸葛孔明(不像石屏会馆供奉的是关公),正堂前的对联为袁嘉谷的二哥袁嘉谟撰写:“三代下第一人生而知之死而后已,五丈原遗两表存可寄命亡可托孤。”1940年代,茶帮的老一代纷纷退休,茶帮在石屏开会,选出新的茶帮理事、监事会,其中,袁嘉谷大哥袁嘉乐的长子袁丕承当选为茶帮理事(理事共5人),乾利贞石屏分号的经理刘子辉为监事(监事共3人),袁丕承的儿子袁济东等为茶帮干事。同时,茶帮的一些临时周转资金还是借自袁嘉谷二哥袁嘉谟的四女儿袁桐英的。

文人的气节与原则

既然袁家与普洱茶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乾利贞号、宋聘号又由袁家主持,我希望能在袁嘉谷文集中找到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文字。然而,令我失望,虽不能说袁状元绝口不提普洱茶,但找遍整个文集,没有一个与乾利贞、宋聘、茶帮有关的字眼,即使是普茶字样,也只在一首礼节性的诗中提到一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封建制社会,这个社会里,士、农、工、商,商最贱,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乘车,不得穿丝质的衣服。以至《明会典》规定:“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也不得入仕当官。满清入关后,虽然放宽商人入仕的规定,但仍然沿用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至雍正皇帝有这样的指示:“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苦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务必)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

可见,那个时代,一个仕子,最健康的形象,不是家里经商赚了多少钱,而是以务农的身份读书进取,既所谓“耕读传家”。这样才比较容易通过礼部的政审,才能进行殿试。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中看到,袁嘉谷兄弟七人都是自幼读书的读书人,袁家早年就有藏书上千册,袁嘉谷的二哥收藏印谱,这只有富裕人家才可行。在光绪十七年,袁嘉谷的大哥就已经在茶帮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继承大哥位置的袁嘉猷时常收买古字名画,比如唐伯虎的“牧羊图”、钱南园的“马”,每得一画,就请五弟袁嘉谷和七弟、八弟一起观看,为此,袁嘉谷还写了好几篇诗、文以记其事。可见,袁家当时是不缺钱的。然而,对外,袁嘉谷总是宣传自己是出身耕读人家,父亲是在六顺、石屏种地为生的。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一个士子无奈的选择。

生活上,袁家人也绝不铺张,用袁嘉谷赞美七弟袁嘉璧的话说,就是:“弟走南北京,戏场足迹杳。有耳不辨声,莺燕等雉鷕。珍错等粗砺,藜藿等豚(羊+兆)。有舌不辨味,百事菜根咬。”兄弟俩同车进京,同床睡觉,吃同样的饭,访名山名人,远声色犬马,戒浮华虚名。这正是一个士子的健康形象,离商人生活颇为遥远。

1895年,昆明修聚魁楼(袁嘉谷中经济特科第一名后改名为状元楼),当时在经正书院读书的士子们纷纷解囊,以博个好彩头。在功德碑上,袁嘉谷因捐钱最少(五钱),名列最后。在现存的袁嘉谷中了进士后与同科的两名进士合影的照片上,袁嘉谷的穿着也是最朴素的,以至罗养儒先生在《记我所知集》中认为袁嘉谷是一介寒士(贫穷的读书人)。

1902年,袁嘉谷在故宫保和殿参加殿试,题目就是《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文中,袁嘉谷认为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有些过激,认为:“商之交万国,同万变,达人情,审器用,可以济农工之穷,可以导农工之识。”极力为商人辩护。

虽然袁嘉谷出身于商,成名于经济(经世济用),周围来往的也是官宦和商人,商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更多地牢记自己是经学出身,严守汉唐传下来的儒家传统,不为利谋,亦不为家人的商品、商号作鼓吹。哪怕是辛亥革了朝廷的命,袁嘉谷也丢了官,他也不改变这种信念。对于亲朋好友的请求实在没法拒绝的时候,他就写慈善,用他的太史曲笔,传播散财济世的好人好事。这就是他文人的气节。

在袁嘉谷文集中,我只找到他1907年写的一首与普洱茶有关的诗:全诗如下:

伍叔葆前辈赠梅,以茶报之

计别家山已七年,山南花事梦如烟。

何当共订罗浮约,日暖风轻笠屐天。

琼瑶言报愧非才,九市歌声匝地哀。

只有故乡心一片,普山茶味睡乡来。

离家已经七年,思乡之情无日不在,而沉淀在思乡之情深处的,除了亲人,除了乡音,还有就是从小就习惯了的普洱茶的味道。

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分析出,袁嘉谷虽然不为乾利贞做软,但他还是离不了自幼伴他成长的普洱茶,无论走到哪里,他会把自家的茶作为应酬的礼品,送给同僚们。

袁嘉谷的这种情感,在他老师陈荣昌的词里也有表现:

荼瓶儿普洱茶

龙井春芽新拜惠,泛花乳,冰瓯亲试。

舌本香真异,雨前尖嫩,略带轻浮气。

两汉文章,醇厚责,自标举,为吾茶例。

旧惬休抛弃,苦甘尝遍,爱是家乡味。

虽然袁嘉谷的诗、文、铭、表等文章里不提商,不提普洱茶,但生活里,他又无法跟商界、茶界脱离干系。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以外,笔者还查证到,袁嘉谷的长子袁丕元娶了云南首富王鸿图的女儿(钱王王炽的孙女),王鸿图家除经营钱庄、铁路、电灯等业务外,也在武汉、叙府(今宜宾)等地设有茶栈,经营茶叶转运和批发。笔者曾在《从大清到中茶》一书中涉及过王家和普洱茶的关系。由于袁嘉谷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做官或读书,据我的推测,袁嘉谷所应得的乾利贞号的股份和袁嘉言所拥有的乾利贞号的股份应该都是由袁丕元所继承。

我们再看袁嘉谷父子和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渊源。1910年袁嘉谷出任浙江最高教育长官——提学使。为了处置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罢课风潮,挽留教务长许寿棠、教师鲁迅、夏丐尊等人,他罢掉了学堂监督夏震武的官,由自己兼任。当时,学堂里有一个叫郑鹤春的学生,十多年后,他成了一个著名学者,中国文献学的创始人。1928年,郑鹤春以学生的身份为袁嘉谷的《卧雪堂诗集》写了跋。

1938年,郑鹤春来云南考察茶业,并于同年12月任新成立的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经理。此时,袁嘉谷的次子袁丕佑和三子袁丕济同在云南省政府为官,袁丕佑为省政府秘书长,袁丕济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委员,茶业是他主管的项目。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袁家两兄弟多有参与,很多文件都是他们起草和签署的。1942年,袁嘉谷最小的女儿袁玉芬的公公,也就是袁嘉谷的亲家庄永华,当选第三届云南中茶公司董事会董事,代表云南省方面行使富四记100股股权。另外,庄永华的堂妹嫁给了李剑卿,后者经营着1918年创建的大茶行——公益茶行。可见袁嘉谷家与云南中国茶叶公司的渊源是多方面的。

袁嘉谷虽然没有直接经营茶业,但他在各地为官和赋闲的时候,间接地为普洱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和他的家族,不但光大了宋聘号、乾利贞号两个著名品牌,领导了石屏的茶叶行业,同时,也用文化涵养了云南的普洱茶,这种涵养,经过天地聚香、岁月醇化之后,终将推动普洱茶的蓬勃发展。(文/杨凯,来源:普洱杂志,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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